(),
东南，苏州府。
“知府大人。”
何心隐揉了揉眼睛，从书桌上堆满的卷宗上抽出神来，看着门外书吏。
“知府大人，阿方索大人到了。”
何心隐这才想起来自己约了人，他连忙站起来，却一阵子晕眩。
书吏连忙过来扶住他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砂糖塞进何心隐嘴里说道：
“知府大人，李神医上次就说您是脾虚气亏，以后千万不能熬夜了，若是您真的出了什么事，大都督肯定要怪罪我等的。”
何心隐挥挥手说道：“大都督从来都是就事论事，我自己身体不好，又怎么会迁怒你等呢。”
“和阿方索大人说一会儿，请他在会客堂等等。”
等到嘴里的黑糖消化了一些，何心隐的虚弱感终于消失了。
他慢慢的站起来，何心隐这才起身向会客堂走去。
阿方索如今已经留在东南，本来苏泽给他在市舶司留了一个市舶司顾问的职位，但是阿方索耐不住性子，还是辞去了公职继续做起船长，开始跑上了沿海贸易。
听说阿方索的舰队抵达太仓港，何心隐就派人请他过来。
阿方索在大都督府见过何心隐，他知道眼前这个中年人，掌握了苏州府这个繁华富庶的水上城市。
苏州府的人口，经济都远超威尼斯，而何心隐的权力更是要比威尼斯总督还要大。
阿方索船长有些拘谨的坐在椅子上。
他听说何心隐不仅仅是一位手腕高超的执政者，还是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。
阿方索船长上过航海学校，对于大学者总是心怀敬意的。
何心隐也接触过很多西洋人了，他知道这些蛮夷并不通礼数，但是何心隐自己就是一个反对宗法礼法的人。
他开门见山的说道：“听说你们西方很早就出现了船运保险这种东西了？”
阿方索船长回忆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最早的保险出现在威尼斯，威尼斯商人们会在出海的时候投保，早在两百年前就有专门从事保险的银行家了。”
何心隐有些惊讶，果然这些西方人也不是完落后，他们在航运上的发展确实要比大明这两百年强多了。
何心隐收起轻视的心思，继续问道：
“威尼斯的保险是如何运作的？”
阿方索船长说道：“其实和咱们东南的保险差不多，一开始也是凑齐十艘船一起出航，每一艘船出十分之一货物作为保费，一旦有船只遭遇损失，就可以获得赔付。”
“后来每一次凑船出海太麻烦了，就有单独出售给船东的保单出现。”
“出航之前，商人会和出售保险的银行家，在教士的见证下签订契约，承诺一旦遇到危险，船主或者船主的家属就能获得赔偿。”
“后来银行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利润，热那亚出现了第一家保险公司，现在整个地中海航行的船只，几乎都会购买保险。”
何心隐听到很认真，他听完了之后问道：
“你们的官府，不，你们的国王和领主，是如何监管保险的？”
“监管？”
阿方索船长摇头说道：“这些都是私人的商业行为，没有监管，国王和领主又不从中征税，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。”
何心隐也明白，这是东西方在观念上的巨大区别。
葡萄牙，意大利这种松散的城邦国家，国王和领主就是收税的，对于领地的具体事务很少管理，很多纠纷都要通过教会或者地方士绅来调解和处理。
而在中华大地这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，百姓则习惯什么事情都寻求官府的帮助。
就比如这次袁文才跑路的案子，如果是在威尼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除了上法庭状告之外，受损失的船主也只能认下苦果。
而东南的商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则会找到到官府衙门，请求官府给他们做主。
何心隐并不觉得东西方的区别有什么高低之分，只能说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区别，造成的义务区别。
或者说如今西方这一套东西，在这片大陆上也曾经出现过。
比如汉初黄老治国思想下，吕后到文景时代的轻徭薄赋政策，也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。
可是无为而治，并不代表就能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。
文景时期虽然国家得到休养生息，但是也让豪强大族开始扩张。
这也很容易理解，在更缺乏管制的社会中，自然是强大的个体会积累更多的优势，劣势的个体则会被欺压。
大官府自然也不是好处。
无限权力的大官府，自然也要承担无限的义务。
可是要享受权力容易，想要承担义务难。
权力和义务对等，这也是何心隐在立法的时候秉持的基本原则。
看来西方的经验不管用了，金融和保险的问题，何心隐没有任何参考的经验。
大都督提出的保险准备金的问题，确实是财政上解决保险暴雷问题的方案。
可是需要一个监管保险行业的部门，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和更多的经费。
如何制约这些官吏的权力，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
而何心隐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些人员和经费到底应该谁来承担？
普通百姓和保险八竿子打不到关系，官府收上来的赋税却要供养这些部门的人员。
而且凡是涉及到保险这种和钱有关的行业，必然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，这对于官吏的要求也是极高的。
也许别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，但是何心隐更关心的还是权力和义务的问题。
普通百姓上交的赋税，要给这些玩保险的人擦屁股？
何心隐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阿方索突然说道：
“何大人，我这次来也有一件事想要请求您。”
何心隐抬起头，阿方索说道：
“我们这些做沿海生意的船主，经常要雇佣船员，不过苏州府的红契太少了，能不能请官府多印一点？”
红契，就是官府盖章的格式契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