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b></b>“陛下！”回到崇政殿，落座不久，一名气度厚重的中年官员，便至御前，垂首候命。
此人名叫吕胤，字余庆，官宦出身，后晋年间以荫补入职。哪怕到乾祐十五年，以荫补出仕任职的官僚将吏，仍旧占据了半数以上，这也是一直以来朝廷的主要举贤渠道。剩下的，则于乱世之中，寻得机会，展现才能，得到任用。然后才是通过征召、科举，入仕为官为吏者。
当然，随着刘承祐当政以来，改革积弊，削平天下，国家趋向于稳定，社会恢复治安，再经过十多年的沉淀发酵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官僚体系中，力量也在不断加强，影响在扩大。
似乎王朴、王溥、王著、李昉、卢多逊、张洎等，都是其中的翘楚，虽然这些人并不能算作一个朋党，但也从侧面证明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比重。并且，可以想见，未来科举仍旧会发展成为大汉最重要的取才渠道，就因为其门槛较低，并且相对公平。
吕胤呢，是荫补官员中的佼佼者了，累任多方，是从基层的岗位，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，又经历过晋末乱世，见识广泛，深晓时弊，每居任，多有善政。这样一个履历扎实，而又能力出众的官员，哪怕在人才辈出的大汉初年，也是不可能被埋没的。
吕胤仕途生涯的转折点，在乾祐元年濮州案，当时柴荣杀不遵政令、自行其是的濮州刺史张建雄，被召回京后下狱，听候处置。当然后来是重视轻罚，柴荣被派到徐州，准备南征。
濮州案，原刺史张建雄基本是白死了，但濮州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州县，还需人治理。当时柴荣就举荐了吕胤，由他出任，吕胤升任之后，迅速废除了一系列的张建雄的恶政，改行乾祐新政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便使濮州士民，享受到了天子与朝廷的恩泽。
其后，就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从濮州刺史调任彰德知府，后又迁任大名知府、河东布政使司参政。在乾祐十二年到十三年的全国官政调整中，原本是有机升任河东布政使的，不过刘承祐一道诏令，调任中央，并且直接担任崇政殿学士承旨。至于大舅子郭侗，则被外放到沧州任知府，原知府楚昭府则出任河东布政使。
这一次升迁，对于吕胤而言，算得上是仕途的又一转折点，虽然崇政殿学士承旨的品秩并不算高，但是作为皇帝的近臣，崇政殿的重要职位，内外盯着的人可一点都不少。
而吕胤这由外而内，再经过在崇政殿的履历，再进一步，不是做一方大员，就是成为一部主官，将来登堂拜相可能也大大增加。
在崇政殿任职，只花了半个月，吕胤就取得了刘承祐的认可。他在地方治政上的经验太丰富，很多事情，都能看到其实质，能给刘承祐提供许多他看不到的视野，对于刘承祐下放的事务，也都能妥善处置，与政事堂那边，配合也相得益彰，极大地弥补了王朴与诸宰相们的矛盾。
没错，回到东京，位在宰臣，因为政见的缘故，作为崇政殿大学士的王朴，与政事堂那边屡有冲突，范质在时激烈，魏仁溥当政后，仍旧有争端。在其中，吕胤这个后期之秀，竟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，这是刘承祐没有想到的。
而刘承祐看重吕胤，在于此人冷静、镇定而不乏果断，办事能力极强，并且，很受刘承祐欣赏的一个品质便是秉正，不盲从，不受胁，正义执言。
去岁，前宣慰使赵上交去世，按照成例，对其盖棺定论，是该有所追赠。而赵上交，在晋末汉初的历史舞台上，也算一个风云任务，从迎河东军入东京，再到后面的科举制度完善，帝制王化宣传，为大汉也做了不小贡献。
不过，以宰臣陶谷为首了一干人，主要是陶谷，却以赵上交为有罪之人进奏，不宜厚待。这种时候，恰逢刘承祐咨以此事，吕胤只是很平静的说，赵公因识人不明，而受贬谪，前过已受惩处，何以加之？死者已矣，叙其生前，功与过孰重？
然后，刘承祐便降下恩谕，加谥号，追礼部尚书衔，同时封侯，以其孙袭爵。当然，对于赵上交的厚待，并不是因为吕胤的谏言，除了对赵上交的公平定论外，也因为刘承祐想到了赵曮，那个英年早逝，当初最受他喜爱的近臣赵曮，袭爵的就是赵曮的儿子。
至于陶谷，又引得皇帝不满了，因为刘承祐清楚，陶谷针对赵上交，就是因早年的积怨，而采取的报复。陶谷善于揣摩圣意，在担任宰臣的这些年中，办的很多事也确实挺合刘承祐心意，但这个人就是有改不了的毛病，明明年纪不小了，却总是得意忘形。而刘承祐之所以没撤换陶谷，既因为他确实有用，也在于不想随便打破朝堂新建立的平衡。
可以说，在皇帝身边，吕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，突出的治务能力以及良好的个人操守。而随着王朴的病重，在崇政殿，吕胤也成为了实质上的主事者。
此时，看着沉稳地站在面前的吕胤，刘承祐也平和地问道“有什么事情？”
“江淮兵马都监赵延进已进京，请求觐见！”吕胤答道。